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毛泽东利用红军在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在寻乌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与方法，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调查研究才有针对性，才会有所收获。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前言中指出：“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他决定对寻乌县城进行调查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力求通过调查弄清当时的富农和商业现状，及时解决党在土地革命中的路线问题，制定对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具体政策。因此，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调查研究要掌握方法和技巧。调查研究是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调查对象与样本，关系调查结论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寻乌进行调查，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也就有了大致了解。调查开始之前，毛泽东在对寻乌基本情况进行摸底了解的基础上，亲自准备和拟定调查纲目，既有大纲，也有细目。共列出5个大目，每个大目之下又列出几个至十几个细目，在细目之下再列出作讨论式调查的具体问题。比如在细目“寻乌城”之下就列出多达25个具体问题。寻乌调查的形式多样，开调查会是掌握情况、获取信息的主要方法。毛泽东先后邀请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等11人开调查会，他们大部分是本地人，就身份来说，有苏维埃干部、教师、商人、农民、工人和士兵等，对寻乌的历史和现状比较熟悉。调查会开了10多天，由毛泽东本人按照纲目发问。毛泽东还到中共寻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木工店、商会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定期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访问式调查，广泛收集信息，掌握了不少真实情况。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凡事都亲力亲为，形成了几十万字的调查笔录，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调查研究要深入细致。寻乌调查，是一次深度调查，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关于寻乌的交通，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水路、陆路、电报、邮政、陆路交通器具的情况。关于寻乌的商业，毛泽东具体调查了从门岭到梅县、从安远到梅县、从梅县到门岭、从梅县到安远与信丰经寻乌的生意情况，以及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货、寻乌的重要市场等情况，详细调查了寻乌城市场各种货物的种类、店铺分布、经营品种、专卖经营、商品成色、货物来源、市场价格、销售方向、年度贸额、荣枯演变、店员制度等情况。关于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毛泽东从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9个方面作了详细调查。其中，对寻乌8个头等大地主、12个二等大地主、113个中地主的具体情况一一进行了分析。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从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池塘分配、房屋分配、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城郊游民要求分田、留公田、分配快慢、抵抗平田的人、非农民是否分田、废债、土地税、土地斗争中的妇女等17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因此，寻乌调查细致入微，获取的资料十分详实。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客观呈现事实，不回避问题。比如，对于寻乌的剥削状况，毛泽东分析了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三种类型共23种具体剥削方式，其中包括“禾头根下毛饭吃”“要衫裤着去捞”“卖奶子”等极端剥削方式。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寻乌有近40%的农民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针对“卖妻鬻子”的传言，毛泽东经过调查发现卖儿子的现象在寻乌农村十分普遍，债主听说有人家卖了儿子后，马上就会上门讨账。寻乌调查真实反映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境遇，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农民被剥削的情形。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还承认“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此外，在“旧有土地分配”问题上，“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客观说明调查研究的不足，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调查研究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的过程。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对于地主必须给予生活出路；对于富农应在经济上限制而不是彻底消灭。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弄清了富农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方案，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进一步弄清了城市商业状况，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化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写道：“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特别是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化了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根据寻乌调查以及多年调查研究的感受和经验，毛泽东写下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同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了调查的技术与方法，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是自身调查经验的总结升华，为此后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规范和遵循。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领导干部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发现问题、认清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学习时报》2018年1月10日第A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