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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下)
来源:光明网  作者:刘少杰  点击量:

 

三、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

传递经验是接受、理解和评价信息的经验,其生成与扩展的根据在于社会认同。其中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传递经验的本质是网络信息的社会传递,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从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形成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传递,当他们的价值信念和利益追求同其所面对信息形成对立排斥关系时,即不能形成认同时,对这个信息的否认、拒斥甚至阻隔也就随之而生,于是传递经验也就难以生成。因此,传递经验的生成与扩展一定要以社会认同为前提,没有社会认同的传递经验是不可能发生和传递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网络社会的学者都十分重视社会认同问题。不过,在网络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认同已经被赋予同传统社会学或传统心理学界定的社会认同不同的基本含义。卡斯特对此观点十分明确,他指出:在网络社会崛起的新形势下,认同已经有了同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认同截然不同的含义。“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必须区别于传统上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和角色设定。”②传统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认同是指个体的社会归属感,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属于何种身份、何种阶层的接受,是被动的归属性心理过程。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立、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主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自主自觉的个体在网络交流和意义沟通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似个体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并进而对周围的事物形成共识、结成群体,于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一定会从个体认同联结为群体认同或集体认同,即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说:“我在这里的关注点首先是集体的认同,而不是个人的认同。”③并且,卡斯特所指的集体认同不是政党、政府和领袖集团的认同,而是基层群众的社会共识。虽然卡斯特以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日本奥姆真理教和拉登基地组织等反政府的社会运动为个案来论述他的观点,表现了反政府主义倾向,甚至有宽容恐怖主义的倾向,这难以令人接受,但他也论述了反全球化的各种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就其主要理论追求来看,他在张扬来自基层社会或广大群众的社会认同的力量。

来自基层群众的社会认同,虽然有爱憎分明的价值评价和明确具体的利益要求,但未必是经过周密逻辑思维而形成的理性认同,相反更多的是处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感性认同。所谓感性认同是在人们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过程中形成的认同,是其认同尚未达到概念化、理论化层面,而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形象的感性认识。这里没有说来自基层社会的认同全部都是感性认同,而是就其主流或大部分构成而言。事实上,单纯的感性认识和单纯的理性认识都是不存在的,人们的认识过程一定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强调基层群众社会认同的感性特点,是将其同专家系统、政府机构或某些社会管理系统经过充分论证而成的理性认同比较而言。

从基层群众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与主要形式强调它的感性特点,具有充分的实践根据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蜂拥而起的开罗群众游行示威,到硝烟弥漫的伦敦、汉堡骚乱,再到旌旗招展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运动,人们可以在影视媒体中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激动热烈的面部表情,五彩缤纷的“占领”场面,笑容与愤怒同现,冲击与欢庆共生。既没有清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但有身体、表情、仪式、阵容和行动,这些生动的感性形象一目了然地表达了参与者的社会认同。这些如火如荼的场面,再次呈现了迪尔凯姆所论的基于集体表象而生成的集体兴奋。

迪尔凯姆所论集体表象是一种在集体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生动性的感性认识。他说:“在所有能够产生这种强烈效果的事物中,首先应当属我们的反向状态所造成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表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现实图像,也不是事物映射给我们的死气沉沉的幻影。相反,它是搅起机体和生理现象之波澜的力量。”引文中的“表现”(rep-resentation),应当译为“表象”。“表象”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用来指谓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即在感觉和知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的形象性、回忆性再现,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反观性、概括性和能动性的感性认识。表象能对人们产生较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以形象意识直接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明确的支配作用。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集体表象是在集体的活动中形成的感性认同,作为集体成员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集体意识,它包含了集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评价、利益追求和行动取向,集体表象“形成社会生活网络的表现产生于由此结合起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于个体和总体社会之间的中间群体的关系”。并且,正是因为集体表象源于个体或集体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源于个体意识,所以集体表象对个体意识和个体行为具有外在的强制作用,并且因为是感性表象,可以得到集体成员具体而形象的理解,因而具有对集体行动的直接导引、激励作用,进而激发集体兴奋,实现集体成员的感性整合。

正如迪尔凯姆所论,由集体表象而构成的感性认同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它不仅可以使人们在面对面交往的在场群体中实现团结,而且还可以作为宗教的现代形式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掀起狂热的集体兴奋。而在网络交往中,这种集体兴奋不仅可以引发网络信息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可阻挡地快速宣泄,而且可以直接引起数以万计社会成员投入实际的集体行动之中,实现网络的缺场行为与特定区域中的在场行为的联动传递,爆发出在网络社会来临之前难以呈现的蝴蝶效应。在2011年7月23日发生的“温州动车事件”中,网民们通过微博发表关于动车事件的消息和评论,引起越来越多网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热切关注,数以百万计的微博,纷纷表达对温州动车事件的看法与批评,对调查动车追尾事故的真相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药家鑫事件”、“李昌奎事件”等,都引发了网民的热烈围观,产生了影响广泛的蝴蝶效应。

段永朝在论述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碎片化时也提出了感性认同问题。在他看来,碎片化的主体不再相信统一的或普遍的理性原则,人们在网络中注重的是个别的感性存在,人们之间的沟通也就越出崇尚普遍性的理性逻辑,转而开展感性的“会意”沟通。“人们已经不是通过语言的论辩力、感染力来彼此接近,人们通过‘会意’而不是‘同意’来彼此接近。”这里的“会意”与费孝通所论“意会”概念相似,意指“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这种境界,……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实际上,“会意”和“意会”都是指没有进入逻辑思维或理性认识的感性意识,也包括直觉。“‘会意’的文字完全不理会语法、词法、句法,完全漠视既定的表意逻辑,恣意肢解词语,拼贴画面。这种超越线性语法逻辑的语言,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似乎有一种新动向:这种新式语言,行走在‘说’与‘非说’的边缘。”

感性意识在网络化条件下的地位提升,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但人们并非都像段永朝那样予以明确肯定,相反有些学者却得出了否定性结论。在一部题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著作中,尼古拉斯·卡尔(N.G.Carr)深入分析了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将是当代人类社会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卡尔惊呼:“过去几年来,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似乎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溶化改造我的大脑,重布我的神经电路,重写我的记忆程序。”而这种变化就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的认知或思维的表层化。“无论上网还是不上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方式,即通过快速移动的粒子流来传播信息。以前,我带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

如果互联网导致人们思想意识活动表层化、浅薄化已经成为广泛事实,那么人们就难以达成对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深层的本质认识,基于对人类社会共同目标、整体利益和发展趋势的理解也就难以达成共识,卡斯特所论述的网络化时代的以建构意义和价值评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同也就难以形成。卡尔认为,互联网以其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关注表层、走向浅薄,并且互联网也因此而使人们分散注意力,难以形成共同认识。因为事物的表层是以大量的不确定的偶然现象存在的,流于表层就会不断地被拉向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之中,而仅仅面对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只能导致人们迷茫困惑,共同的价值认同也就荡然无存。“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神贯注于传媒本身,专心致志地盯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过屏幕快速传来的各种信息和刺激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

然而,事实并非像卡尔所推断的那样悲观,在美国占领运动和其他一些影响了社会生活秩序的社会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基层社会成员正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导引人们坚持了规模浩大的群体行动。而这并不否定卡尔所论述的互联网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在美国占领运动中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也没有条理清晰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战略,更没有政治精英充当政治领袖,这正说明卡尔所论理性思维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人淡忘,注重表层现象、面对具体事物的感性意识成为网络化背景下的主导思维,占领者们正是在感性层面上结成了广泛的价值共识或社会认同。

感性认同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其根据在于群众认识与群体实践共有的感性本质。虽然群众中蕴涵着无尽的智慧,但群众的认识活动通常是在感性层面展开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的作为人民群众基本认识活动的社会心理,还是迪尔凯姆论述的集体表象、布迪厄论述的“具有前逻辑的实践感”、吉登斯论述的“只做不说”的实践意识,其实质都是由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形式构成的感性认识活动。群众的感性认识活动直接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则是“感性的人的活动”,这不仅在于人们以自己的身体行动投入实践行为,作用于特定的实践对象,使实践具有了物质现实性和具体可感性,而且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有转化为可以同具体环境和作用对象发生直接对应关系的感性认识时,才可以真实地支配人们的实践行动。

如果感性是实践的本质,而实践一定是由感性意识活动直接支配的,那么以感性认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认同,不仅是一种可以表达广泛社会心理的精神力量,而且它还可以直接统一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进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且,可以改变社会事实的存在状态和社会秩序的运行模式的社会力量就是社会权力。这就意味着,借助网络沟通形成的社会认同具有实践的品质,它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网络化时代具有实践基础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自于基层,流动于网络,是传递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中的新型社会权力。

凭借网络传递的广泛性与迅捷性,网络化的社会权力不仅流动于群众的实践活动之中,而且可以传递到社会结构各种层面,并进而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网络化时代的新型权力结构。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等很多社会学家都论述过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在经典社会学家看来,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种自上向下发生控制作用的结构,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是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价值体系或思想理论实现对社会成员观念控制的意识形态权力机构,其次是掌握着政府、军队、监狱、法庭和警察等国家机器的政治权力机构,再往下是掌握着市场、银行和各种经济资源配置的经济权力机构,而处于最底层作为这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沉重控制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权无势的基层社会。

不过,传统的基层社会并非没有任何权力,起码还存在街头巷尾议论思想文化、政治局势和市场行为的言谈权力。但是,在网络技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经由基层群众表达出来的言谈权力,尽管对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也有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一定是十分微弱的。只是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下,基层群众的言谈权力开始在网络中迅速汇集起来,不仅在不断流动的信息传递中整合成强大的横向的认同权力,而且还形成了从底层向中层乃至上层发生直接作用的纵向认同权力,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种掌权者,也不得不对这些在传统社会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权力刮目相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尼特(W.L.Bennett)指出:在全球抗争政治中,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力量,这种力量植根于当前的全球社会背景,形成时间和空间的重新整合,依靠遍布全球的沟通网络而相互交织,进而获得了“成为公共领域的潜在可能性,在互联网中,抗争活动的精神和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迅捷地交流”。

综上所述,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经验是社会的展开过程,而权力则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在社会结构中,这三个方面无疑具有根本地位。当这些具有根本地位的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必将引起社会生活其他因素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应运而生。因此,不能低估网络社会崛起之后的社会结构变迁,应当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进一步认识这场变迁的深远意义。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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