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首页 >> 社科普及 >> 社科知识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
来源:  作者:  点击量: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两大“倾向”

    上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讨论,无论如何都不能使我们忽视既有的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有可能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因素,因为它们不仅直接制约着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建构, 也直接制约着中国学术的国际化道路。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也是本文论题的应有之义。囿于篇幅, 下面着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在践履其当下使命的时候所可能面临的两大障碍。

    第一大障碍便是我在前文已经论及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 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论者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也就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根据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 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第二大障碍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 。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 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 ,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 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 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 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 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更为严重的是, “唯学科化”倾向甚至已经侵入到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学术研究之间。以法学为例, 不仅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与理论法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壁垒, 甚至各个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之间的研究也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 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比如说, 在职称评定制度中, 各个学科大都会规定只有发表在相关学科刊物上的论文才能被认定为有效的学术成果; 体制内各种学术奖项的设定或评价工作,乃至于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立工作,也基本是按照学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的。

    ()两大“倾向”所带来的危害

    显而易见, 学术旨趣上的“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践履,而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如下述。

    第一,“西方化”倾向的存在, 不仅使得我们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 而更为紧要的是, 它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丢失了中国,进而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上的学术自主性成为不可能。一如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中国法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受到了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不仅间接地提供了一幅西方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的论者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 中国社会科学在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已经为其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和理想图景的情形下, 其实质是把中国仅仅视作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一个特殊范例而已。我经过长期思考发现: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 也不只是一种权力, 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维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这意味着我们在解释、研究乃至于批判我们的某种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赋予这一对象以某种正当性。中国论者通过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不断诠释或描述,也使得其间隐含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种正当的品格。这表明中国论者在这30年中经由“知识引进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 因为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 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实际上, 我在最近所做的一项以“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由“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重合起来的中国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由此可见, 我们思想一切, 也思想西方知识中的“中国”, 但唯独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思想根据和研究对象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现实的中国。

    第二, 30年的学科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初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见不争的。首先, 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 那么“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片面或局部。以当下中国颇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例,社会学论者一般都只会关注对这一结构的经验调查和描述, 法学论者大多会关注由这一结构所产生的所谓“国家法-民间法”的互动或紧张问题, 而政治学论者则往往局限于城乡平等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户籍改革或村民自治问题。但是, 在我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涉及到了上述各个方面或局部,而且还涉及到了中国发展及其阶段的问题和人口问题, 更是涉及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秩序正当性或可欲性的大问题, 而对于后者, 只有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才能得到更为妥善的整体性解释或回答。其次, 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问题主导”而非“学科主导”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学术国际化的步伐。比如说,前些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访华时, 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横跨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却因为“唯学科化”倾向的支配而只能分别从各个学科派出多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才能勉强与他进行对话,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 每个学科的中国论者也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那个学科片面维度进行提问和展开讨论,进而无法就哈贝马斯哲学思想所依凭的贯穿多学科的前设和前提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此外, 前不久国内某著名高校邀请英国学者吉登斯来华讲学,主办者主要考虑到吉登斯在社会学领域的崇高声誉而特意在他开讲前一一介绍了邀请来参加讨论的中国多名很有水平的社会学家,但是吉登斯在听完主持人的介绍后却颇有针对性地指出: 我并不是漠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 但我不太赞成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以问题为中心, 而非以学科为分界。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上述两大瓶颈,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 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中国”;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很难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的中国,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一句话,中国社会科学现在还很难做出整体的中国研究, 也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学术国际化, 进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此,必须对“唯学科化”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澄清: 第一,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倡导“跨学科的”(tran-disciplinary)研究, 因为“跨学科”这一观念本身仍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 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确认  ;我的主张毋宁是“无学科的” (non-disciplinary)研究或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第二,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 也不意味着我否认学科化本身对教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知识: 传承或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或者说便于教学的知识和用于研究的知识。应当承认, 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 这主要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们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以“问题为主导”。因此,考虑到教学与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学科化”单轨模式迈向“学科化”教学与“问题导向”研究齐头并进的“双轨模式”。

    总而言之,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并不仅仅用于文学艺术, 对社会科学而, 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只有为世界学术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 而不仅仅是复制“西方的理想图景”, 我们才能对世界发言, 真正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要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 显然必须展开“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 而且也使中国从内向型的改革迈向了外向型的改革。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却面临着自身发展的两大瓶颈, 亦即学术传统的“西方化倾向”以及“唯学科化倾向”。正是这两大瓶颈的存在,仅使我们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进而无法形成国际向度上的学术自主性, 而且也使我们无法整体性地认识中国, 进而无法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因此,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必须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亦即我们必须要在切实地研究当下中国的基础之上, 贡献出我们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从而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邓正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上一条: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
下一条:哲学社科类书籍最受银川人追捧
】【打印】【关闭

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中路106号(自治区工商局院内) ICP备案号:宁ICP备14000853号
邮编:750002 电话:0951-8619060 传真:0951-8619060 
E-mail:nxsklkpc@163.com 建议使用:IE6.0以上 1024*768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