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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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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

   

 如果我们将决定中国社会科学上述存在样式的背景性因素___亦即全球化中的改革时代____中的关键词“全球化”和“改革”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并对它做进一步的“问题化”处理,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这样的背景既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可能方向。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 这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

    第一,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产生了质上的变化, 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合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 这就是说,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既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合谋, 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循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但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在于: 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 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 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 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图景。

    第二,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实际上也使得中国改革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亦即从一种“内向型的改革”迈向了“外向型的改革”。在进入世界体系之前,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一种侧重于经济维度的内向型改革,其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推进我们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因而其主要目标是解决我们作为生命体的基本物质性需求。但是, 进入世界体系后, 中国的改革则开始逐渐转向外向型,其最为突出表现是:不仅某些全球化的理想图景(如环保、人权、民主、性别、自由等价值)将成为判断我们改革和发展成效的一部分重要参量,而且尤为关键的是, 我们基于承诺而必须具有的大国政治担当也使得中国改革不得不确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即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 并对世界图景本身发言,对全球化的性质、任务和方向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认识到上述两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背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使命的改变。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前30年的发展也是向内型的,是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基础性或制度性建设, 那么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发展, 必须要为世界学术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

    基于上述认识, 我认为, 除了制度性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以外,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还必须承担起下述两项紧密勾连的新使命:第一项使命就是对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进行切实的研究; 第二项使命则是在此基础上使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

    中国社会科学的指向只能是“特定时空下的中国”,亦即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 它思考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问题”。这种指向和思考必须以“中国”为根据,由此要求我们对中国现实进行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进而重新定义中国。这种“特定时空”的中国,决定了西方思想家和中国先哲的思考或理论绝对不能代替当下中国人自己的思考或理论, 西方学者和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下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的确,我们要善待西方的思想资源和中国先哲的思想,但善待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把它们当作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来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换言之, 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理解和研究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保守主义、儒家和法家等思想资源,但是我们却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思想资源能够解释或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因为它们是我们思想的资源, 而不是我们思想的根据。

    当然,这个根据又显然是离不开我们对中国的重新定义的——“中国”在这里绝不是人们所说的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也不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 而是与它们有着历史性关联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 ¹ 。在这个意义上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最终是要找到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判准;而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就应该是“根据中国”或“根据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进而言之, 只有通过认识或解释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般性的中国自己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够真正国际化,并为世界学术做出真正的贡献。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邓正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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