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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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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 1978-200730年对于中国来说乃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即一个改革和发展的时代。它不仅要求我们对此前的各种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也要求我们努力建构各种有益于民生和国力的新制度。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背景,而且作为研究对象本身, 它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并将继续决定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存在样式乃至它的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 这一时代的上述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主要关注的也是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和学术建制应该逐步完善的问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科学对于中国来讲基本上是一种舶来的知识, 因此, 无论是对这种知识的认识,还是关于这种知识的学术建制(尤其是学术评价制度), 对我们而言都是相当陌生的。实际上, 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燕京社会学派和南开的工经系通过学术移植活动已经开始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最初努力。当然, 这一时期知识发展移植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我们对社会科学生产和再生产的规范仍不甚了解, 但即便如此,建构这一传统的进程在1949年以后还是发生了断裂。因此, 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无论是在学术传统还是在学术建制方面,都需要在重新建立和接续传统的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

    于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也就与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对西方学术的知识引进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成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部分  。换言之, 无论是我们所依凭的理论,还是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概念或工具, 甚或是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等等,大都是从西方舶来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无数学人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及其各项学术建制;我们开始建立并努力完善我们的大学制度;我们开始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也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进而在一个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建构起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庞大体系;我们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学术期刊系统; 当然,我们还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自身的利益机制及规模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 一部分学术精英也从中脱颖而出。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30年的发展历程, 可以说我们的种种努力和成就, 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努力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体制和知识生产制度的新阶段。

    二、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反思

    然而,无论这个阶段多么伟大,也无论这个阶段做出的贡献多么辉煌,都不构成我们停止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做进一步反思和思考的理由。而促使我们做出这一努力的重要依据之一则是这样一个重要事实, 即中国30年的改革随着加入WTO » 进入世界体系以后而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变化,因为中国与整个世界一起都被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就此而言, 中国所处的乃是一个全球化中的改革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直面这样一个大问题,即我们如何在主张普遍性的同时, 对普遍性本身进行反思和检讨,而这要求我们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等问题加以重新思考。这里的要害在于, 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面对西方, 中国的问题也不再是简单的现代与传统的问题, 而是一个如何在全球结构当中重新面对整个世界的问题, 换言之, 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命运问题。因此,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至少意味着: 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以及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本身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而且正如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一样,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也已成了世界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追问:即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建构怎么样的学术传统, 或者说中国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是什么?而这样一个追问可以进一步转换这样一些具体问题: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整个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 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它是否有助于承担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它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更确当地认识、解释乃至影响这个阶段的发展?换言之,30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究竟能对世界的学术做出什么贡献?

    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的提出, 触及到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  。简单来讲, 这个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学术自主性在国内向度上所涉及的乃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一国内部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 ; 而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乃是指向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性或“中国化”的一面,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是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依托的, 因而在根本上它必定会涉及到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中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的“文化霸权”的问题

    从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向度的自主性来看, 我们既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显然是存在问题的,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因为这30年来, 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整个知识生产和制度化机制,实际上在建立起社会科学庞大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 。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各种学术理论的追随者, 而且还更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中那些解释、认识甚或描述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知识系统”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显而易见,正是通过“知识引进运动”而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隐含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之中的各种西方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经由“建构者”的我们, 既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为我们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___或者说“理想图景”(ideal picture)。毋庸置疑,上述观点乃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前设的,即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 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惟一原因,因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中国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是作为中国论者的我们与这种文化霸权“合谋”的结果 。换言之,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学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学者的转化,才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制”。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邓正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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